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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訪巴金的家

    上海武康路早年叫福開森路,只有一公里長,也不寬,但是非常雅緻,有好些歐陸風情的老建築。庭院深深的別墅圍牆後面,那些並不顯得陳舊的古典式花園洋房, 每一棟裡都隱藏著一個昔日的故事。這裡原是法租界,路旁栽著法國梧桐,人行道上鋪著紅白相間的磚,走在路上會感到一種從容的氣氛。時間在這裡似乎也走得比較遲緩。

    巴金的家就在武康路上,113號,建於1923年,據說原是「俄僑通商事務所」。一棟式樣簡單的三層樓小洋房,後面也有個大院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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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1979年10月和1981年1月,我曾兩度去巴金的家拜訪他。2012年春天再去,三十多年過去了,巴金的家已成了巴金故居紀念館。已經是四月底了,那天上海卻意外地冷下來,還颳著風,倒有幾分像第一次來時秋天的況味。

    巴金1955年搬入這棟屋子,直到1999年進了醫院再沒出來。將近半個世紀裡,這就是他的家,他在這裡經歷了生命的大起大落,包括喪偶之痛。

    進了大門,我開始搜尋記憶——

    三十三年前的秋天,那時對上海的老建築還沒有發生興趣,要見巴金並且進行訪問不免有些緊張,因此對武康路和那棟房子外觀的記憶其實很模糊。只記得是棟三層樓的洋房,不要說在當時的上海,就算現在也不是一般百姓住得進的。會見我的地方應該是一樓的客廳,在一個淺淺的立櫃前的沙發上,我們談話並合影。還記得的一處地方就是那個寬敞的後院,因為也跟他在那裡合影過。

(1981年1月﹐攝於上海巴金家中)

    一進門的門廳現在變成接待室,當年的第一印象現已不復記憶。正對面兩間房,右邊那間是會客室,他兩次都是在那裡見我的。我們坐在花色淡雅的沙發椅裡,現在的沙發形狀還是一樣,不過換成了顏色鮮明的橙色椅套。那時我與他成直角坐著,我帶了錄音機,他竟然很隨和地讓我全程錄音。他的四川口音不大好懂,不時需要女兒李小林「翻譯」。

    他直率的說話我照實錄下寫出,後來在香港《八方》 雜誌刊登時據說引起一些爭議,因為談到他的老友曹禺,他說曹禺後來寫的劇本不如以前,尤其是新作《王昭君》太「三突出」了。(註:「三突出」是文革期間的文藝指導理論,是「文藝創作塑造無產階級英雄人物」必須遵循的原則: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、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、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。)接著他還主動提到郭沫若寫的《蔡文姬》劇本,批評那是「大漢族主義」。這些話引起曹郭的家人不滿,後來我將訪談錄收進文集裡時刪掉了那些部分,因為當時巴金先生還在世,我不想造成他的困擾。

    一上二樓,過道靠牆一面就已全是書架,擺滿各國各種語文的書——巴金英、俄、法、義文都通的,早年翻譯這幾種外文的書有近三十本之多。他那輩的作家學者們,有很多在年輕時就已經打好了外文基礎,涉獵了古、今、中、外的知識;即使是小說創作,也有深厚的學問底藴。茅盾就說過:「知識是底,小說是面上的事」,有底還並不一定能寫出好的小說,何況若是連「底」都沒有的「面」呢。

    通往三樓的樓梯攔著,三樓不對外開放,據說全是藏書。這棟樓房的屋頂是斜披下來的等邊三角形,三樓應當是有點像閣樓那樣,天花板也是斜披下來的,到了房間的邊上就變得很低了,住人不是很舒適,藏書倒是最適合。

    二樓的右邊房是書房,我發現他用的打字機是老牌的Remington,現在真是古董了。旁邊那間原是夫人蕭珊的書房,依然保留原貌——蕭珊早在1972年就病逝了,那時巴金還在「五七幹校」接受批鬥改造,蕭珊也隨之吃了很多苦,包括挨打;病發時連醫治都無門,最後總算進了醫院卻已無法治癒了。這些都是巴金在 〈懷念蕭珊〉那篇文章裡,用沉痛但平靜的語氣敘述的。

    再往裡就是臥室,床頭櫃上有一張放大的蕭珊的照片。記得我第一次見巴金時他就告訴過我:蕭珊的骨灰一直放在家裡伴著他。

    既是西式洋房,主臥房當然有附設的浴室。連浴室裡也有書架,上面也擺了許多書——其實浴室的水蒸氣對書本並不好。衣架上還掛著一件男式睡袍,好像男主人還住在這裡的樣子。

http://www.why.com.cn/epublish/node10336/images/00077611.jpg

     館方人員強調一切都照原擺設,儘量用原件而不用複製品,只除了一架鋼琴——原件是蕭珊用自己的錢買給女兒的,小林實在捨不得留在這裡,搬出時帶走了。

    屋子裡給我印象最深的「展示品」是一口老式的箱子,一件烙上了「文革」烙印的遺物。那是一口陳舊的銅鎖木箱,上面貼的封條還保留著,隱隱可見「三結合…… 封」的字樣,原來是抄家時放沒收物品的。想像當年來抄家的那些對「知識」和「西方」充滿盲目仇恨的年輕人,來到這棟洋房,從裡到外都不是他們日常見得到的精緻物事和書香氣息,怎能不格外尋釁?

    出了屋子來到後院,比記憶中的院子整齊美麗得多,想必是後來那些年又整修美化了的。院子裡有櫻花樹和楓樹各一株,據說上個月還開滿了櫻花。我兩次來是秋和冬,難怪對這些樹沒有任何印象。側院有一棟獨立的兩層小樓,從前是藏書屋,現在樓下作為紀念品銷售部,我買了兩本設計精緻的小筆記簿,和一個印了紀念館圖像的書袋。同行的朋友起鬨,說樓上可以開一間咖啡沙龍,供文人雅士聚會……。我卻在想:對於來紀念館參觀的年輕人、學生們,「巴金」這兩個字,代表的除了是一個文學史上的名字,以及是前兩年的電視劇《家》的原作者之外,還有其他的意義嗎?

    回想三十多年前的見面交談,那時浩劫剛過,敢說真話的人絕無僅有。我問得直率,先生也答得直率,以致他在訪問中的直言,在香港發表後傳回國內得罪了一些人。 他強調作家要有勇氣和責任心,應該被尊重但也該專心寫作,不要緊跟、不要歌功頌德;知識分子要有氣節、不怕說真話;民主不是恩賜的,是要爭取來的;中國不講法治就無法現代化……

    我故意問他1949年後作品銳減的事,他說:我們這輩老作家,從茅盾起,後來都沒有寫作品!這樣的坦然直白令我心為之一震。說這樣的話需要的勇氣不僅是當時政治禁忌上的,也是一個作者誠實地面對自己——他一語道破了他這輩作家1949年後創作窒息的事實。如今那些指導理論、條條框框、禁忌桎梏固然是沒有了,但他期許作家要有勇氣和責任心,知識分子要有氣節、不怕說真話,民主要去爭取……等等,還是非常遙遠——有的似乎更遙遠了。

    最後他說:文革再來也不是不可能、甚至是很容易的,需要對文革儘快「作總結」 ——也就是檢討。這在文革剛過的當時真是大膽的言論。他在其他場合也不止一次呼籲建立「文革博物館」,但始終沒有建成。他去世這麼多年了,果然,正如他所擔憂的,這場浩劫已經漸漸被遺忘,許多年輕人對「文革」已經沒有概念,更不用說記憶了。

    那年他七十五歲,對我說要繼續寫五年直到八十歲,計畫再寫五本《隨想錄》、一本回憶錄、兩本小說,還有翻譯赫爾岑的回憶《往事與沉思》……他的口吻自信而自然,好像成竹在胸;然而年齡與健康狀況延擱了他的計畫,《隨想錄》雖然陸續在寫,但回憶錄和小說始終未寫成,赫爾岑的書也只翻出第一冊。

    巴金晚年一直呼籲「說真話」,然而對「六四」還是緘口未言,令許多人失望了。他在醫院裡躺了六年,備受煎熬,要求解脫卻不得。那些年我去上海時,好友都勸我不要去探望,因為會不忍見他如此受苦……

    而今這一切都成過往,在這棟優雅安適的紀念館裡,我想到的卻是這些並不優雅安適的記憶,而為之深深慨歎。人的生命有限,故居可以整飭修繕,沒有生命的木石都比人存在得長久。凡人要對抗這短促的時間和遺忘,要在短促的生命結束前,留下一些存在比較長久的記憶和遺澤,當是古今無數壯志難酬、抱憾而逝的仁人志士的願望吧。而其中幾人能有一個屬於他自己的紀念館?巴金若是有知,他會希望在這座紀念館裡,對我們說些甚麼呢?

http://www.southcn.com/news/gdnews/nyda2/200311191097_342989.jpeghttp://www.cpanet.cn/cms/upimg/userup/1109/0214523A0A.jpg

(2012/11/27世界日報副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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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作者:李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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