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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夏日的潮水--懷念蘇慶黎

陳菊去北京﹐淚祭蘇慶黎。蘇慶黎是誰﹖這個名字已被許多人淡忘﹐但她和她的那段與台灣民主一同成長的年代﹐不應該被歷史遺忘。這篇文章寫於2005年﹐紀念200410月在北京逝世的老友。

 

  

      去年十月我在中國青海﹐隨一隊獎助學金考查團翻山越嶺﹐訪問貧困的學校和學生。那天晚上在一個偏遠的山城旅舍裡﹐我讀著陳映真先生新出的散文集《父親》﹐心裡很感動﹐就打長途電話到台北﹐問候陳先生的健康近況﹐卻不料從他得知蘇慶黎剛在北京病逝的消息。雖然身體不適﹐陳先生和夫人還是將在次日動身﹐走一段迂迴長路﹐從台北繞道香港去北京向慶黎告別。

      「她一個人在那裡﹐總要送她最後一程……」陳先生低沉地說。我忽然感到一陣強烈的心酸。十月的大西北入夜已經相當寒冷了﹐我獨坐斗室更覺無比的悲涼 -- 為著一個少女時代就認得的朋友﹐多年來我們天各一方的天涯行路﹐以及我與她的父親那段難忘的相遇……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 我比許多朋友認識蘇慶黎更早得多﹐因為我們是高雄女中的同學。她高我一屆﹐在學校裡我們並無交往﹐但學校不大﹐朝夕相見﹐兩三年下來也都面熟了。至今仍記得穿著校服的她纖小﹑安靜﹑臉色蒼白﹐嘴脣總是緊緊抿著﹐從未見她像別的女孩那樣嘻嘻哈哈﹐秀氣裡帶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沉鬱 -- 許多年後得知她的身世﹐我才懂得那與她花樣的年齡不符的表情氣質從哪裡來。

      我與慶黎高中時雖無交往﹐但有個共同的朋友洪素麗﹔後來我們三個都進了台大文學院 -- 慶黎重考進哲學系﹐變成與我同一年﹔素麗中文系﹐我歷史系。那時我家已搬到台北﹐所以不曾與她們倆住過宿舍。作為慶黎室友的素麗提到過﹕慶黎一直被哮喘宿疾折磨﹐病發時往往夜不能寐。大學後期她倆搬出女生宿舍﹐在台大旁邊一條巷子裡租到一棟二房一廳的獨立小屋﹔慶黎和素麗作室友﹐另一間住著一個中文系的德國留學生﹐就是後來成為德國漢學家的馬漢茂(Helmut Martin)

      沒有課的時候我很喜歡跑到她們的小屋玩﹐在那裡可以做些家裡和宿舍不能做的事﹐比如抽煙﹑熬夜﹑和異性高談闊論……。素麗寫詩畫畫兼擅書法﹐才氣縱橫﹔慶黎則顯得比較內斂﹐但出口就有強烈的思想見解。這樣兩個女孩當然吸引了不少校內和校外的年輕朋友﹐小會客室裡常是高朋滿座﹐在那兒我遇見過幾位後來在藝文﹑學術﹑甚至政界頗有名氣的人。

      素麗的藝術家性格讓我倆比較能「玩」在一起﹐相對之下﹐慶黎的嚴肅認真便使得她像是比我們成熟很多。我知道慶黎讀書博而且精﹐可惜從來沒有機會跟她單獨談心﹐所以那時並未理解到她思考和關心的層面﹐比起我這「文學少女」來是深沉﹑廣闊得太多了。多年後我才知道﹐當時的她竟寫出了像〈孟加拉的獨立經過〉這樣的文章 -- 那個封閉的年代有幾個大學生聽說過孟加拉﹐遑論「獨立經過」﹗而今回想起來當然難免有錯過的遺憾﹐但我還是非常喜歡那段時光 -- 那兩個特立獨行的聰明女孩﹐那棟小屋﹐來來往往的有趣的人……。唯一感到討厭的是大門外常停著一輛從不做生意的計程車﹐司機對進出的人很注意﹔素麗告訴我是情治機構在監視馬漢茂﹐其實也有可能是順便「看守」慶黎和她來往的人吧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 這就是我認識的「夏潮前」的蘇慶黎。畢業後我們便再無往來﹐次年(1970)我就出國了﹐立即逢上海外留學生保衛釣魚台運動。到了70年代中期﹐「釣運」深入發展到「關心台灣﹑認識祖國」﹔然而「關心」對象的政府視我們為叛徒敵匪﹐威脅打壓唯恐不及﹔「認識」對象的政府更是處在政治風雷混沌之中自顧不暇。有一段時候我常會感到一份孤臣孽子的徬惶﹐直到聽見了島內的回響 -- 聞知台灣也有一群人﹐腳踏實地的從草根到知識界的上層﹑從民謠到意識形態﹐點滴匯聚成流的推動著最基本也是最崇高的理想與要求﹕人權﹐民主﹐以及對歷史真相的探討﹐對民族未來的探索……他們冒著政治迫害的壓力和險噩﹐形成了一股不分省籍或出身的團結力量。這不止是令人振奮的回音﹐我們真像感受到從故鄉伸過來緊緊相握的手。

      也就是那時候﹐聽到慶黎的名字和許多可敬的名字連在一起﹐頓時感到天涯比鄰的親切。然後讀到慶黎作為總編輯的【夏潮】雜誌(1976-1979) 探討歷史﹑民主﹑人權﹑婦權﹑勞工﹑原住民﹑環保﹑鄉土文學﹑本土論述﹑第三世界……至今仍記得第一次捧讀那份雜誌的震撼﹐那些文章像蓄勢已久的潮水噴薄而出﹐他們的理念和關懷面是多麼廣闊而又踏實﹔尤其在三十年後的今天再看回去﹐格外顯現了先行的目光和襟懷。「黨外」是當時的新生名詞﹐充滿抗爭和希望的力量﹔慶黎和她的朋友們走的路﹐令我既佩服他們的見識與勇氣﹐也為他們在那樣險惡的政治環境中的處境擔憂。

      1977年開始到80年代中期﹐我幾乎每隔一年就去一趟中國大陸﹐為的是了解三十年斷層之後的文學中國。1979年底﹐我以十位有代表性的中國年輕人為典型﹐寫出〈2000年﹕中國的主人﹖〉一篇長文﹐試著為歷史的轉折點作下一幅速寫﹑一個小小的見證﹔期待二十年後﹐記憶沒有磨滅﹐他們也未被歷史拋棄﹐甚至可能為新世紀開創了一頁新的歷史……。最後一位是十人中唯一的台灣人﹐題目叫〈新生代〉﹐寫的就是慶黎。懷著敬意和期待﹐我是這樣寫她的﹕

      「她出生在台灣光復一年以後。她那熱愛祖國的父親﹐為她取了一個歡樂而光明的名字。可是光復之後的歡樂和光明是短暫的。……

      「困苦的童年﹐留給長成了少女的她一副嬌小纖細的身裁﹑蒼白的臉頰﹑疲弱的氣管和肺葉。但她那常是緊抿著的薄唇﹐迅快俐落的動作﹑敏銳的思想﹑刻苦的學習和工作的精神……無一不在顯示她纖弱的外貌下﹐似乎有一股強悍的﹑凜然的力量﹐推動著她生活﹑上進。……

      「五十年代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﹑六十年代要求思想解放的吶喊﹐都隨著代表那些聲音的雜誌的被禁﹑人物的凋零與飄散﹐而暫時地消失了。七十年代初期﹐探索的新生代開始開闢自己的園地﹐但結果不是被迫讓田園荒蕪廢棄﹐就是最後被迫妥協出讓。知識份子﹐尤其是年輕的知識份子﹐渴望讀到一份能夠傳下這二十年來微弱的良知之光的刊物。

      「七十年代中期﹐一本這樣的雜誌出現了。總編輯就是她。」

      就在下筆之際﹐聞知台灣發生了「美麗島事件」﹐隨即聽說慶黎也被逮捕。在悲忿中我寫下﹕「在七十年代的最後一個月﹐在一個嚴寒的冬夜﹐在她所深愛的土地上﹐終於爆發了三十年來最肆無忌憚﹑最橫蠻酷烈的大逮捕。……她也被扣上手銬﹐鎖入重重的鐵柵與鐵門之內﹐承受揹負真理十字架的痛楚與苦難。……」

      這篇文字的最後一段卻是充滿希望的﹕「但願到了2000年﹐那些專制的暗夜中的苦難已經成為歷史﹐而在苦難中躑躅奮鬥過來的中國的這一代﹐能在一塊不再是斷裂的疆土上﹐共同守護他們青年時代的高貴的信念。」

      我以為二十年的時間夠長了﹐因而能寫出那樣樂觀的話。卻不知歷史的迂迴曲折﹐常使行走在漫漫長路看不到盡頭的行者們四顧茫然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 1979年秋天在北京﹐我見到慶黎在襁褓中就離散了的父親﹐蘇新先生。那幾天正逢「台盟」(台灣民主自治同盟)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大會 -- 距離第一次大會已是32年之後了 ﹔我去大會的招待所拜訪這位日據時代的台灣學運﹑工運領導人物﹑「台盟」的創立者﹐心中隱隱感覺自己將要面對的是一段活生生的台灣近代史。那天在場的還有好幾位與會的大陸台籍前輩﹐大家圍著我親切地問長問短﹐因為我是當時尚是少數的從台灣經海外回大陸訪問的留學生﹐更因為我是慶黎的同學﹑朋友。

      蘇新先生當時是72歲﹐個子很小﹐很瘦﹑很沉靜﹔真難以想像他曾是一位有過轟轟烈烈經歷的革命者。卻是他那注視我的清澈目光裡有一份熱切﹐仿彿想從我身上看見我來自的土地﹑捕捉一絲女兒的形影吧。幾位長輩細細問我慶黎的模樣﹐聽說我倆年齡相仿﹐也都是一頭長髮﹐便有些激動起來﹔記得台聯會長林麗韞女士輕輕撫我的髮梢問﹕慶黎跟妳長得可有點相像﹖我看著蘇新先生盼望的眼睛﹐無法不朝他肯定地點點頭﹐讓他好好看著我﹐看著錯過的三十年歲月﹐雖然我只是暫時的替代者。

      返美後我便常與蘇新先生通信﹐才漸漸認識了這位暮年的台灣鬥士。他依然堅強﹑敏銳﹐依然懷抱著自己為之獻身了半個世紀的理想。但他也很清楚時不我予﹐多病的弱體不能再等﹐開始動手寫回憶錄。1980年歲暮我再去北京﹐兩度見到蘇新先生與他長談。這次感到親近很多﹐也談了許多關於慶黎的話。隔著海峽﹐他完全知道女兒在做些多麼有意義的事﹐我感覺得到他是何等安慰又驕傲﹔然而到底是父親﹐不免也心疼她的身體﹐煩惱她的婚姻……

      其後他日漸衰弱﹐從通信也感覺得出來。我真怕他等不及﹐怕他們父女倆永遠無法再見到面了。我的擔心不久之後果然不幸成真﹕再一年不到他就過世了﹐而慶黎則是要等到1986年才第一次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 -- 不﹐這是第二次﹔第一次是1947年隨著「二二八」之後亡命的父母逃到上海﹐旋即再被母親抱回台灣﹐那便是父女倆的生離死別之際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 其間我與慶黎雖然極少直接通音訊﹐但我們的共同朋友很多﹐我知道她總是同時在做許多事﹐因而常會驚訝她的身體怎麼吃得消那麼多繁重的工作。1986年夏天我們才在美國紐澤西的「台灣民主支援會」夏令營中再見到面﹐卻似乎並沒有時間流逝的感觸﹔想來這些年我們雖然身在天各一方﹐心的關注其實一直很近。

      那之後就不曾再聚了﹐不過每當遇見共同朋友﹐總會關心的問起她。台灣解嚴之後﹐我不再需要為她的個人自由安危擔心﹐但也清楚民主之路依然漫長曲折﹔慶黎給她自己挑下的承擔還未能就此卸下。知道最後這幾年她都在與病痛纏鬥﹐不禁感嘆她預支了太多的時間與體能﹔而那個她一直以全副的身心傾注投入的故鄉﹐已在精神上離她越來越遠……。當年許多與她連在一起的名字﹐有的散發光芒之後隨即消隱﹔有的雖然還在﹐但已與她遙不可及。有時我在媒體上看見一些熟悉的大名﹐便會想起「冠蓋滿京華﹐斯人獨憔悴」這兩句詩。

      至於那幾位當年和慶黎一同先行的朋友﹐多半已像她一樣被許多人遺忘 -- 這本也是歷史無奈的必然﹔但刻意的遺忘者在享受著他人以青春和鮮血澆灌的果實時﹐還要有意設法讓人們徹底忘掉付出者﹐就是歷史殘酷的諷刺了。慶黎這些年病中的寂寞﹐外人肯定是難以想像的。到了最後﹐竟是亡父的遺愛在冥冥中照應著她 -- 她病逝在為她提供了悉心醫護的北京。她生在父親出生之地﹐也死在父親死亡之地。一對父女的故事﹐兩代台灣的歷史﹐竟都在那遙遠的京城裡悄悄閤上……

      當慶黎在那個秋日閤上她疲倦的雙眼之際﹐願南台灣溫暖的陽光記憶如夏日的潮水﹐溫柔地帶她到一個比較美好的世界去﹐在那裡她可以不必再這麼辛苦了。慶黎﹐好好的休息吧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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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作者:李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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